法律对此需要进一步规范。

　　雷明光：我国目前已实行市场经济体制，所以，我认为在生育问题上也应顺应市场的要求，法律对于孕母仅仅是“出租子宫”的代孕应当许可。对这种代孕，法律应当明确规定代孕者没有法律上母亲的地位，不得索求孩子及其抚养权或者在子女成年前告知其代孕之事。至于代孕合同是否有偿，可以取决于当事人的约定，不必硬性规定。

　　许身健：各国法律规定不尽相同，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允许有偿代孕，英国1985年将有偿代孕列为非法。笔者对有偿代孕及无偿代孕均表示反对。有偿代孕将人的生命视为商品，是对人性尊严的亵渎，况且有偿代孕在贫富之间产生差异，富人可以通过金钱购得做父母的权利，而贫者丧失了这种权利，实际上做父母的自然权利不能被金钱左右。对于无偿代孕，首先是否真正无偿难以判断，此外代孕母亲在孕育孩子的过程中，因血肉相连，因天性使然，同腹中胎儿产生深厚情感是顺理成章的，孩子出生后要强行割断这种代孕母亲与孩子的联系缺少有力的理由。显然，无偿代孕同样会产生纠纷，本案所产生的纠纷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正是由于两种代孕方式均存在严重问题，因此，对其加以规制，防患于未然是完全有必要的，应当在法律上禁止代孕。

 　■议题五：本案引发的社会思考?

　　主持人：试管婴儿技术于1978年问世，我国在1988年诞生了首例试管婴儿。最初的试管婴儿技术主要是针对一些疑难的不孕患者而研究的，所以人们都在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感到高兴。等到经常听说有人试图利用这项科技成果借腹怀胎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有了法律、伦理以至于道德上的忧虑不安。本案给予我们哪些思考空间?

　　雷明光：人工生殖技术的产生、发展与应用，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男女性结合、母亲受孕分娩生育方式，使不能生育的男女及不能受孕分娩的妇女也能圆做父母的愿望，同时也对传统的生育观念及相关的法律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。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，生儿育女仍然是人们的普遍愿望。我们既不能禁止先进的科学技术给中国人带来福祉，也不能毫无限制地让人随心所欲。在现实社会里，一律禁止代孕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，一部分人仍会不顾一切地以身试法，他们认为这是在行使自身应有之权利，从而给现实的法律带来了挑战。与其如此，我们不如学习一下外国先进成功的经验，让法律真正具有规范、指引、保障作用，给现实的代孕问题一个正确的答案，对同质人工授精、异质人工授精、代孕等问题进行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。

　　郝惠珍：由于自然生育的客观状况变成了可由人控制的人工辅助办法，使得人口资源的自然搭配变成了可控制的随意搭配，可导致性别差异和人口比例的失调;也有人会把它作为致富的法宝，无限地提供精子，有偿地为他人实施代孕。受利益驱动的医疗单位、私人诊所、江湖医生都开展这一技术，必将会引发各种法律问题。为防止出现以上情况，对实施人类生殖辅助技术必须严格立法，并加以严格管理和制定较为详细的技术规范、操作规程和技术档案。

　　于晶：法律是否应当允许“代孕”行为，在世界各国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，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允许有偿代孕，许多人包括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对有偿代孕都是持否定意见的，理由在于承认有偿代孕意味着把妇女作为生育的机器，是对妇女的歧视，是男女不平等的产物。支持有偿代孕者主要是从不能生育妇女的角度考虑，认为男子不能生育可以通过人工授精实现做父亲的权利，如果妇女不能生育，不允许有偿代孕意味着剥夺了她们做母亲的权利。孰是孰非从不同的伦理观、价值观会有不同的结论。我国对代孕行为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都予以禁止，但对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技术是允许的，而且专门规定实施这些技术的法规。但从目前看主要是如何规范这项技术的实施，而对由此产生的人工生育子女身份上的问题还没有相应的立法，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实施这一技术的法定程序和步骤，另一方面也应明确人工生育中各当事人的法律地位，明确人工生育而产生的身份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