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名叫阿傅的女子数年前来到广州一间酒家打工，认识了到这里就餐的亚培。亚培隐瞒了自己的婚姻事实，向阿傅展开了热烈追求，不久阿傅生下儿子阿希，孩子出生证父亲一栏写着亚培的名字，如今已经7岁的阿希读小学一年级。去年3月1日，亚培因心脏病突发死亡，留下了80万元巨额遗产。
阿傅充当阿希的代理人，将亚培的法定继承人母亲、妻子及四名婚生子女告上法庭，称阿希有权继承遗产，要求被告返还给阿希十万元，还出示了写有亚培是阿希父亲的证明档案和阿傅与亚培的合影。广州市某区法院认为，阿傅提供的全部是间接证据，原告要求继承遗产，必须证明他与死者间存在血缘关系。但是，由于亚培已经死亡，无法做。阿傅的诉讼请求被驳回。
据《南方都市报》报道，深圳每年有五六百宗告上法庭解除“同居关系”的官司，90%由女方提出，85%以上被告为香港人，女方起诉的目的多为分割财产和解决非婚生子女的抚养问题。法院的张庭长说，为了确定孩子的真实父母，在开庭前，法院还将对孩子和原被告双方进行“亲子鉴定”。不少案件即便立了案，但被告在香港迟迟不肯过来，深港存在“一河之隔”，根本没法审理，法院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。即便开庭判决下来，不少案子的执行也常常遇到地域相隔的障碍。
绝大多数未作财产约定
有一则报道说：某女士和男友已经同居有三年了。“结婚的基础是双方的完全了解及生活习惯的适应。我们发现自己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，就分手了。没想到分手竟然和人家夫妻离婚一样复杂。”三年的共同生活中，他们共同购置了家具、汽车，并贷款购置了一套住房。本来，他们是怀着平静的心情提出分手的，而面对具体事宜，他们却无法平静。“房子是以我的名义买的，首付款也是我出的，请你带着一半的家具走。”男友对艾女士下了“逐客令”。“可是，每月的分期付款我也出了一半，汽车虽然是两个人共同买的，可是三年来主要供他使用，现在就该归我所有了。”财产的分离比情感的分离要难得多，于是他们把官司打到了法院。
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的调查发现，绝大多数的当事人在同居期间对其财产未作任何约定，他们在解除同居关系时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，适用于所得共同财产制。在哈尔滨的调查中，未进行财产约定的占同居关系的97%，只有1例采用分别财产制。北京未进行财产约定的占76.9%，约定同居后所得采用部分共同财产制、部分分别财产制的只有1例，占3.8%；有5例案件未涉及财产制形式，占19.2%.调查者认为，出现此种状况的原因：一是当事人认为同居时约定财产会影响双方的感情；二是同居的时间较短，同居期间财产较少；三是不熟悉约定财产制，不知道可以约定，如何约定；四是想对财产进行约定的，因双方意见不一而未能约定。从案卷的情况看，在这四大原因中，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思想观念上的，大多数当事人都认为双方在一起共同生活，应当一条心，在财产上就不应该再分彼此，将财产约定为各自所有，就是对对方有怀疑或是“没安好心”。北京唯一一个订立了财产协议的同居案卷材料显示，双方并非是在感情较好的情况下缔结协议的，而是男方在决意分手之后不动声色地要求与女方订立协议的。
当事人有共有房屋的比例较低，北京的调查仅有两例，哈尔滨的调查仅有1例。哈尔滨的同居者以住在父母的房屋为主，占58%.而北京则以居住在男方所有的房屋为主，占50%.这一调查结果表明：第一，同居者共同购房的较少，说明相当一部分同居者或没有长期共同生活的打算，或生活相对较为贫困，没有购房的能力；第二，同居期间的住房主要由男方父母提供的事实说明，这种同居关系大多数是经过父母同意的，在父母或乡邻的眼中，他们就是婚姻关系；第三，由于同居主要是由男方父母或男方提供住房，同居关系解除后，女方往往丧失了原有的栖身之处，生活会出现很大的困难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