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最高法院公布了一份的征求意见稿，其中绝大部分条款都集中在和个人财产的界定问题上，同时也涉及了对第三者财产许诺的有效性问题;由于该解释触及了时下婚姻纠纷中许多最敏感的环节，在以房产为核心的家庭财产越来越庞大，而人们对婚姻关系所蕴含的责任的认知却日益分歧和模糊的今天，值得花点功夫来理解该解释将给婚姻和家庭带来何种影响。

　　总的观感是，它一方面(第二条)旨在强化婚姻关系的排他性，打击第三者从婚外关系中获取利益的可能性;而另一方面(大部分条款)，它大力强化了婚姻责任的有限性;在几乎所有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边界可能存在模糊的地方，它都将财产认定为个人的;最后，它再次强调了婚姻缔结决定的非交易性质，拒绝支持性质的财产转移作为婚姻契约的一部分。

　　1949年以来的历次婚姻法制定和修订，都有着强烈的进步和现代化倾向，强化一夫一妻制，打击包办和买卖婚姻，切断婚姻与家族义务的联系，否认婚约的交易性质，强调婚姻责任的有限性，等等;本次解释看来朝这个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，在强调个人独立性的人士眼里，这无疑是个进步。

　　然而，对于那些对婚姻和家庭抱有较为传统和保守期待的人们，这或许会令他们更加无所适从;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，大城市、小城镇、农村之间，各地区、民族之间，有着十分不同的习俗和文化，人们对婚姻关系的性质、婚姻责任的内容和组建家庭时的财产安排，有着千差万别的看法和期待，法律的意义便在于保护那些合理的期待不至于落空，一部成文法若过分与人们的普遍看法和期待相违逆，它就是在扰乱而不是维护既有的秩序，而它本身也很可能因得不到普遍遵守而无法成为真正的法律。

　　现代人越来越看姻中的感情成分，这是没错的，然而感情无须也无法得到法律保护，而婚姻区别于其它两性关系从而成为一个法律概念的，正是其所附带的财产安排和财产性关系;无论浪漫主义者是否承认，缔结一桩婚姻的行动就是一项契约交易，该契约对双方投入于即将运营未来共同生活和子女养育的合伙企业(即家庭)的资源，和在该企业经营过程中各自须履行的义务和可获取的权益，作出了精细的规定。

　　当然，实际上双方无法将这些条款一一写下来，绝大多数人缺乏将契约成文化所需的抽象和表述能力，多数条款只能是默会的，而默契的内容高度依赖于双方对习俗和传统的共同认知;好的法官和成文法应帮助人们识别、抽象和阐述这些默会的规则，而不是凭空制造规则;比如，由某方长辈提供的婚房，无论是否言明或记在谁的名下，都是投入于新家庭的资产，是对方同意婚约的前提，将其认定父母对子女的个人赠予因而属个人财产，似乎并不恰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