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、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

　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实施以来，对进一步保护公民特别是妇女的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，但仍在一些不足，还有如下一些地方仍待完善：

　　(一)损害赔偿所诉的主体不应限于夫妻。在离婚损害赔偿中，不同的损害形态侵害的是不同的主体。在重婚、同居中，侵权方是重婚的配偶和第三者，因而其诉讼主体是配偶双方，有过错的第三者应作为共同侵权者参与诉讼;对于家庭暴力、虐待、遗弃，因为暴力、虐待和遗弃对象可以是配偶一方，也可以是家庭的其他成员，在此情况下， 暴力、虐待和遗弃受害家庭成员有权参加到离婚诉讼中，并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。

　　(二)损害赔偿不能以离婚为条件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，受害方也应有权要求加害方予以经济赔偿。从《婚姻法》第46条的规定看，损害赔偿限定在离婚程序中，而且司法解释第29条、第30条予以了进一步明确。这些规定，笔者认为不仅在法理上违背了侵权行为法的宗旨，在实务上也存在诸多弊端。首先，依侵权行为法，哪里存在侵权，哪里就发生赔偿。赔偿制度，既是对侵权行为人的民事制裁，又是对受害方的法律救济。如果侵权行为不受法律制裁，则将会鼓励侵权人藐视法律的存在，加大侵权力度;使受害人对法律失去信心。从婚姻家庭的角度，如果加害方的侵权行为不能及时受到制裁，则加害方会更加藐视受害方的权利，侵权行为将会一直持续下去，受害方在受到伤害时若不能及时得到法律的救济，将会对法律失去信心，转而寻求其他解决方法，要么忍气吞声，要么铤而走险。近几年来，受害一方因得不到法律救济，铤而走险杀害加害方的事例经常见诸报端。许多人在评论此事时只是一味地指责受害人不知道寻求法律帮助，但设身处地想想，如果法律在受害人受到伤害时及时予以救济，受害人会继续受到伤害吗?会做出过激的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吗?因此，不论从侵权行为法的价值观看，还是从维护夫妻平等的权威性上看，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，只要存在侵权，受害方就可以要求法律救济，法律就应制裁加害者。

　　其二，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，家庭财产逐渐增多，成为社会财富不容忽视的一部分。这与以前我国个人财产很少，主要是维持吃、穿有很大的不同。而且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和人们观念的改变，共同制不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了。公证悄然兴起，夫妻财产“AA”制在一些大城市也多了起来。婚姻法对此种财产制也予以肯定，那么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过错责任赔偿也就有了坚实的经济支撑。何况对于“包二奶”的人予以经济赔偿的制裁方式，更符合大多数受害人的心理需求，对遏制包二奶也有很大的作用。

　　其三，在审判实践中还存在一些无过错方不要求离婚而只要求损害赔偿。如某对夫妻感情尚好，在一次争吵中，丈夫用开水烫伤了妻子的右腿，情节比较严重，医院鉴定为轻伤，而这个丈夫却离家出走，对妻子不加照顾，妻子非常气愤，她可以提起刑事诉讼，追究丈夫的刑事责任，也可以要求离婚，但她考虑再三，只要求丈夫赔偿损害。结果，法院判决丈夫负赔偿责任。判决后，丈夫回家向妻子赔礼道歉，表示“今后不敢了”并精心照顾妻子，夫妻俩和好如初。这个案例表明，婚内也可以请求赔偿。有的同志认为，这种赔偿有什么意义?反正财产是共同的，但笔者认为，这一判例还是很有意义的。法院的判决分清了是非，明确了责任，从而伸张了正义。对施暴的丈夫有教育震撼的作用，这正是法律的威力所在。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，对被侵权人是不公平的。

　　(三)损害赔偿的过错情形应扩大。

　　《婚姻法》第46条列举了4种情形可以请求赔偿。但现实生活中，情况是复杂的，重大过错不仅是列举的四种情形，如发生婚外性行为未达到同居而对配偶一方造成严重伤害的，应不应赔偿?现仅就侵犯配偶名誉、精神利益的过错赔偿予以论述。许多情况下，对名誉造成的损害同时也损害了精神利益，但对单纯精神利益造成的损害则不一定使其名誉受损。但在目前的法律制度下难以实现。笔者考虑可以增加如下情形作为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的理由：1，他人发生婚外性行为未达到同居程度的;2，使他方欺诈性抚养子女的;3，因犯强奸罪被判入狱的。即便增加上述情形，也难免有疏漏，故从立法技术上考虑，还需在具体情形之后设一个兜底条款：“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情形”。